与边沁不同，我们不认为这些个人主义思想元素在本质上是荒谬的。但当这些思想被推向极端时，会推动人们过分强调自我，它们的缺陷会变得具有破坏性，它们会把社会极度缩简成有权利的个人和有义务的国家。这既低估了自愿合作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又将难以承受的负担强加给了国家。
与边沁不同，我们不认为这些个人主义思想元素在本质上是荒谬的。但当这些思想被推向极端时，会推动人们过分强调自我，它们的缺陷会变得具有破坏性，它们会把社会极度缩简成有权利的个人和有义务的国家。这既低估了自愿合作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又将难以承受的负担强加给了国家。
财产权不是一种源自自然法则的权利，而是一个社会建构，它需要被证成、被保护。
由于人类的野心超出了自己的知识范畴，所以我们会经历不确定性。
我们的责任感随着时空距离的增加而递减，随着得到认可的互助关系转变为无回报的利他主义而改变。
义务的概念先于权利，权利从属于并相对于前者。
主张个人权利或者说个人资格可能会破坏团结互助；合法权利的存在，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得到有效的尊重和保护，都削弱了道德义务的力量。
“权利话语”会导致政治对话逐渐枯竭，因为它喜欢咄咄逼人，不喜欢实用主义或妥协。它认为无论是经济目标还是社会目标，推进和实现它的方法，都是“
“权利话语”会导致政治对话逐渐枯竭，因为它喜欢咄咄逼人，不喜欢实用主义或妥协。它认为无论是经济目标还是社会目标，推进和实现它的方法，都是“发现”一个对应这种目标的“权利”。
“占领运动”是表演性的，抗议的目的只是抗议。
绿党的激进主义减轻了一种它想象出来的并无限夸大了的风险，其代价是加剧了10亿非洲人民所面临的切实存在的危机。
名人们选择支持哪项公益事业，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提高他们在年轻观众心目中的地位，而非取决于社会的真实需求。
有一个可能纯属虚构的故事：一位苏联官员被派往美国，实地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他问道：“是谁负责向全纽约供应面包？”答案当然是“没有这么个人”。也可以说是“每个人”——如果你用谷歌搜索一下“向纽约供应面包”，会发现出来的结果有好几页。纽约的面包是分散供应的，它比苏联那种在中央规划下的面包供应更加可靠。协调不是通过集中规划，而是通过市场中的分散竞争来实现的。
到了2020年，对传统政党的信任受到侵蚀已成为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大选出现混乱是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
恐怕对美国政治更准确的形容，是“部落”政治而非“意识形态”政治：乔·拜登（Joe Biden）不是搞意识形态的理论家，唐纳德·特朗普更不是。
人本质上是社会动物。一个天生而非偶然离群索居的人，要么不值得我们理会，要么不属于人类。
意志自由只有被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才有意义。
成功的集体不能允许离经叛道的个别成员为了优先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无视集体的共同目标。